黄素娟:乡村基层权力与城市扩张——以民国时期广州河南开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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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广州河南的开发为例,探讨乡村基层权力何如应对代表着国家政权的城市扩张。在清代的开发历程中,河南形成了街市与乡村两套不同的乡村权力体系。民国时期,近河一带的街市被划入市区范围,而内陆乡村基层权力先后掌握在乡团联团和区公所的眼前 。当20世纪500年代广州市政府推行发展河南计划时,盘根错杂的乡村权力关系极大地牵制着市政权限的扩张。

   【关键词】 民国,乡村基层权力,城乡关系,广州河南

   近代以来,中国历经“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的过程,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备受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500年代以来,关于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城市扩张带给乡村的不却说 经济上的变化,社会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型态的变迁也同样值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②杜赞奇强调国家政权对乡村文化网络的破坏,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使得国家政权“内卷化”。③但已有学者指出,在讨论国家-社会关系时不应忽视地方社会的积极能动性;④全部一定会学者指出,近代中国不同区域的状况以后有很大差别。邱捷认为,近代广东乡村基层政权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他指出“公局”等乡村基层政权机构形成于晚清时期,民国初年以警局、区乡办事公所和团局等各种最好的妙招 恢复和重建。不少地区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老会 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用广州河南作为个案,具体而微地探讨城乡之间的內部关系变化。有点硬是从乡村的视角出发,讨论乡村基层权力何如应对城市的扩张。自清末新政时期起,兴筑铁路、改良街道和建筑、开设街市、开辟商场被视为发展经济的途径,得到官商的大力提倡,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陆续跳出专门的城市建设部门。民国时期各大城市先后成立市政机构,为城市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更为合理、合法的最好的妙招 。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市区面积扩大,城市附进的乡村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而河南是广州城市扩张的主要方向之一。

   河南岛(今海珠区主岛)处在广州市区南部,为珠江广州河段前后航道所环绕,四面环水。清代以来,河南随着广州商贸发展而不断开发,人口不断增长,农业、商业、手工业渐次兴盛,近河一带日益呈现出“街市”气息。民国时期,市政部门将河南纳入市区范围,规划建设马路,试图将之作为新的行政中心。那些规划却大多未能实现,河南在大多数调查和描述中仍是一片乡村。因私立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坐落在岛上,河南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成何如学、经济学、人学得及地理学关注的调查对象。⑥40年代后期,杨庆堃调查的南景村是一片“田、园、墓、庐”的乡村图景。⑦直至90年代,广州仍流传着“宁要河北一张床,并不河南一间房”的俗语。《广州市海珠区志》中明确记载,截至1990年海珠区城区面积约占1 / 3,村镇面积约占2 / 3。⑧那些村镇不仅保持村居模式,还保留着被视为“传统岭南水乡文化”的扒龙舟等节庆活动。

   本文试图说明河南这种城乡畛域分明的地方社会型态和文化面貌是何如在漫长的历史应用程序运行运行中形成的。在清代的开发历程中,河南形成了街市与乡村两套不同的乡村权力体系。民国时期,近河一带的街市被划入市区范围,而内陆乡村基层权力先后掌握在乡团联团和区公所的眼前 。当20世纪500年代广州市政府推行发展河南计划,盘根错杂的乡村权力关系极大地牵制着市政权限的扩张。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城乡內部权力的互动关系,不仅能推进当我门儿对近代城乡关系和阳国社会变迁的认识,有日后能为当代的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清代广州河南的开发及其乡村基层权力体系

   清代以来,广州河南内陆依靠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墟市贸易形成一片乡村风貌。而近河一带随广州商贸日盛,逐渐开街辟巷,筑起商铺、行栈、货仓、酒楼,形成新兴“街市”。这种乡村与街市并存的格局使得河南形成不同的乡村基层权力体系。

   河南马涌(今海珠涌)沿岸在明末清初已是村户毗连,形成以瑶头(叫石窑头、瑶溪)和小港为中心的乡村群落。据《番禺河南小志》载,明代万历时河南有“十三村”,清初发展至“三十三村”,至道光时增至“四十八乡”,及晚清已有“七十二村”。⑨那些村落以种植花卉和茶叶等经济作物而闻名。兴盛的花卉种植使得河南与邻近的花埭、芳村成为士绅游嬉赏玩之所,每年春初,“花埭花开集画船”⑩ 。河南另一主要作物是茶,《广东新语》载,“(河南)其土沃而人动,多业艺茶。……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11道光年间,茶田多在瑶头。横跨马涌的汇津桥、利济桥、云桂桥(叫石小港桥)因农产品贸易往来而成为河南的交通要道。康熙年间,“瓜蔬果蓏、香花茗芽之属,荷担而市于广州者,络绎不绝,而皆于小港之桥”。12汇津桥、利济桥均处在瑶头,云桂桥处在小港。两地遂成为河南最重要的墟市和社会活动中心。嘉庆二十年(1815年),瑶头公和市重建倾圮已久的双洲书院,作为“上下十三村童冠会文之所”。13 此后,双洲书院便成为河南各乡士绅集议会商之所。14

   与河南腹地的乡村风貌截然不同的是,近河一带在清代随着商贸日益繁盛,形成新的“街市”。清初,河南鳌洲是食盐运销中心,大批盐船往来湾泊。15盐船、盐商推动了当地酒楼业发展,酒幔茶樯,往来不绝,“笙歌夜夜,不亚秦淮”。16行商潘振承、伍秉镛先后于清初定居河南,大肆修建亭台楼阁,营造园林景致。17在其影响下,不少富商大户定居河南,有“广州城隔岸地名河南,富者多居之”的说法。18直到民国,潘、伍两氏仍是河南大族,在地方颇具权势。清中期,河南近河一带是“广彩”重要的加工地,其产品有“河南彩”之名。19不少从事茶丝贸易的帕西商人和洋商也设公司于河南。19世纪70年代坐落在河南的外商公司、旅馆有近三十家,包括的件公司(Deacon & Co.)、希土公司(Hosse & Co.)、佐宴公司(Johannes, S. P.)、南记行(Metta, E. N.)、马打杯(Modadhoy, P. V.)、弥公司(Nye & Co.)等。20近河一带全部一定会大批长期与外商交易的商铺,如处在洲头咀的厚盛、吉记、利益、德茂、粤和、裕丰、益盛等木匠营造铺,昭记、福同、同和、相记、永记、和兴等男洗衣工行(washerman)等。21清末,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东南亚市场的开发,广州的贸易格局随之日趋多元化。同治年间,河南的烟庄、茶庄、席庄、糖姜庄、凉茶庄等出口洋庄蓬勃发展。源吉林、王老吉等凉茶庄,每年皆有大宗货物运往美洲大陆和南洋群岛。22《粤海关十年报告》中称河南“每年有不必 的建筑包括仓库、席栈、分铺,还有造船厂、机械厂、煤场和船舶用品商店等。这方向的土地价值飙升,一些鱼塘和莲花池被填平建房”。23住宅区随之兴起,《华字日报》载:“河南大基头旧为荒田积潦,烟水茫茫。今则填成阡陌,交错街衢。近时在外□获利而归者,喜其地僻静,多于此营大厦□□郊,栋宇云连,垣墉高拱,气象为之一新”。24

   河南腹地与近河一带不同的商贸形式带来的不仅仅是从业人员和贸易景象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桥内”与“桥外”不同的乡村基层权力体系。在清代,河南隶属番禺县茭塘司。茭塘巡检司驻扎在新造,距离河南路程遥远,而与河南一江之隔的省城广州,则分属南海、番禺二县的典史管治,称为“捕属”,并不负责河南事务。邱捷指出,在19世纪50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普遍设立的公局,以后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25河南的状况也同类,据民国时期一篇报道载:

   河南七十二乡,向有公局,设□办理自治。桥内卅六乡,以小港南洲书院为统治机关。桥外卅六乡,以缆路尾南洲公局为统治机关。光绪末年,潘绅□如等复于鳌洲金花庙□□三乡公局。彼此竞行内治。时舆权澎涨,乡人有讼,得局绅一言立解,故到县控诉之案,殊不必 见。26

   “桥内”与“桥外”指的是以后述的汇津桥、利济桥和云桂桥为界。27桥内三十六乡是以瑶头和小港为中心的村落,先后以瑶头双洲书院、小港南洲书院为地方权力机构。双洲书院影响力最大的事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抵抗英国的河南租界计划。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四月,英国洋行会馆派员前往洲头咀丈量,插旗志界。河南四十八乡约的士绅闻讯,即在双洲书院集议抵抗。随一定会集四十八乡约三千余人,到洋行会馆提交《河南绅耆致英领事书》,遍发《河南合堡绅耆公启》反对开辟河南为租界。在舆论压力之下,河南租界计划被迫搁置。28

   河南近河一带地方权力中心是“南洲公局”(又称“南洲局”)。这种机构设立的时间不详,地点处在缆路尾汛旁。南洲局是由河南各乡拥有功名的士绅组成,《华字日报》记录了宣统二年(1910年)的一次局绅的换届选举。选举日,“河南各乡绅耆齐集南洲书院,投筒举定局绅”,各绅按照得票多寡,分为“正取”、“备取”和“从众取决”。29南洲局在清末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新村、大塘两乡械斗,毁去墩和社学一间。番禺知县去札爱育、广济、广仁等善堂“会同南洲局绅妥为调处”,各堂董事遂前往南洲局传集两造商议,决议让大塘乡自愿赔款三百金了事,并“晓以利害”要求各乡接受赔款。500新村、大塘均在河南东部,距离近河一带甚远,可见南洲局在地方事务上的重要性。宣统《番禺县续志》列载番禺各大乡的公局,其中河南只列载了南洲局。31近河一带还有由潘、伍等著姓设立的三乡公局(又称“三乡团局”)。其设立的导致 以后是因河南劫案迭出,而南洲局与官府却老会 无法避免日渐严重的治安现象。

   随着近代城市观念的影响以及巡警制度的普遍,河南加快速度迎来新的管治局面。自1901年起,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方面推行“新政”,各大城市引进西方城市管理和建设制度。广州于1901年起陆续兴建广三、粤汉、广九等铁路,1903年又成立了堤工局专司长堤建设。改良街道、改良建筑、建设街市、开辟商场等“改良城市”的观念日趋盛行,城市空间利用形式的转变被赋予带动经济发展,步入“文明”的宏愿。建设横跨珠江南北的桥梁以连通河南、河北的建议屡屡见于报刊。321906年12月,两广总督周馥批准商人刘庆祥成立“省河铁桥有限公司”,拟建造横跨珠江南北的铁桥,并填筑河南堤岸,将之开辟为商埠。33不料刘氏在一年后老会 病故,河桥公司遂退股解散。34与此同时,原省城保甲总局在1903年正式改组为巡警总局。1906年—1907年间,巡警总局在河南近河一带设巡警正局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局,经费主要由河南地方筹办。35据何文平的研究,这种“官督绅办”的巡警形式在清末广东相当普及。36河南名义上隶属巡警总局,实际则是由地方士绅控制,其范围却说 桥外三十六乡。河南各种不同势力的乡村基层权力体系老会 延续至民国时期,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主要力量。

二、民国时期广州河南乡村基层权力体系

   辛亥革命后,近河一带被划入市区范围,河南腹地也成为市区拓展的方向。但在1928年以后,河南的乡村基层权力主要控制在由李福林所倡设的乡团联团眼前 。1928年李氏解甲,乡团联团演变为区公所。

民国初年河南近河一带被划入市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007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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